一个儿童团指导员的见闻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秋，河北省黄骅县（原新海县）人民同反动地方武装——还乡团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流血斗争。在一本记述黄骅党史资料的书中作了如下叙述：1945年9月24日，被日、伪占据6年之久的韩村（黄骅县县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然而，从1946年初开始到是年秋，解放了的黄骅在短短的时间内，形势极度恶化，黄骅县党组织和民兵武装全部被压缩在黄骅城内和几个堡垒点里，“全县几乎所有的村庄都遭到还乡团的血洗和掠夺，半年多的时间，就有543名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里所说的就是我的家乡的情况。

我家住在黄骅县城南仅有5里路的东孙村（以下简称孙村）。日本投降前，我在城里上中学（一所完小“戴帽”的，名叫农业职业学校）。日本投降后，学校停课，我便回到孙村。不久，由解放军渤海军区和回民支队的部分部队包围了黄骅县城----韩村，我家也住了几位骑马的解放军，可能是几位领导干部，他们待人和气，给人以好的印象。

韩村是黄骅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内由土匪头子李景文率领的600多人的反动武装把守。李景文本是个大汉奸，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新（海）盐（山）保安司令”。李景文为固守他经营多年的老巢----韩村，便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城周围有高6米、底宽5米、顶宽2米的城墙，城门上都有炮楼，城外还有护城河。解放军在攻城前，先是动员附近的群众去深挖通向城下的交通沟。那时我跟着大人们一起积极投入这一活动。当交通沟逐渐伸到了护城河附近时，城上巡逻的敌人已依稀可见，这时我们只能晚上挖，而且不能出声，以防被敌人察觉，向我们射击。

1945年9月23日，我军先把城外附近的敌人解决了，9月24日拂晓对县城的敌人发起攻击，激烈的枪炮声，我们村上听得清清楚楚，担架队跟随攻城部队行动，全村人都在等待胜利的消息。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解放军攻进城里，敌匪首李景文率家属及残部突围逃跑，黄骅解放了。起初，城外的群众不能随意进城，可是，我急于进城，想到学校拿我心爱的教科书和其他学习用品（我是住校生，停课时学习用品全部留在宿舍里了）。稍后，我到了学校，可是一进校门便看到全校一片狼藉，莫说是学习用品，就连桌凳也搞得乱七八糟。此情此景，我心情十分酸痛。最使我心痛的是我多年的《作文本》丢失了，全本都是毛笔书写的小楷字体，上面有老师对每篇文章的批语，对我来说是一件最珍惜的东西。还有我演讲比赛获得的刻有“悬河涌涛”字样的铜墨盒等心爱之物，也不见踪影了。

黄骅解放了，广大贫苦农民内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但起初一部分人受反动派（反共）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些人家，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就急急忙忙把十几岁的女娃嫁出去。有一家两个儿子，大的16岁，小的才13岁，由父母包办的娃娃亲，这时也同时娶了媳妇。原因是受反动宣传----“共产共妻”的欺骗所致。“一个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马克思）。解放后的黄骅县东孙村的群众，第一次从共产党的干部、战士的行动中，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戳穿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一些贫苦农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了农会、民兵、妇女会，孩子们参加了儿童团。工作队的干部和农会的积极分子让我当儿童团指导员，我就当了。我家并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为什么让我当指导员呢？原因可能是：一我有点文化（当时一个中学生在农村来说是不多的）；二在解放黄骅过程中我表现积极（如冒险去挖交通沟等）；三我3岁时丧父，母亲历尽艰难困苦把我养大，村上的人都知道我家是一个贫困而又守本份的人家。

儿童团干些什么事？大人（指工作队干部和农民协会的人）叫干啥就干啥。先是动员穷孩子参加儿童团，一起唱歌等。村上开大会时，儿童团最活跃，唱歌、呼口号、贴标语等。有的歌词至今还记的：“我们都是贫穷汉，恶霸地主太欺天，辈辈不能把身翻，受苦受累受熬煎……”。也参加过斗争会，斗争对象是地富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一村开斗争会，附近村上的农民协会、儿童团等都去参加，支援。排着队伍，打着旗子，敲锣打鼓进入会场。被斗争的地富分子、恶霸、汉奸，他们被戴上纸帽子游街，其声势如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一切权力归农会”。经过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有些翻身农民分了粮食、牲畜，极少数农户也分了土地，沉睡了多年的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农村大有改地换天之势。

然而，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必然会反扑、反攻倒算的。那些被斗的反动分子纷纷跑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沧州等地，与曾在黄骅一带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匪首李景文、刘连成、王永升、尤福祥等反动武装势力相勾结，投靠了国民党，得到了国民党的委任。1946年春，以李景文为副团长（团长由国民党原新海县县长李明智兼任）的反动武装新海县“还乡团”（自称“难民还乡团”因被斗争时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故人称“高帽队”）成立。这支反动武装以反攻倒算，摧毁我地方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反动封建统治为目的。他们虽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武器较好，其成员多是被斗的地、富分子和汉奸、流氓、土匪，对人民政权和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多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情况。所以，窜回本县之后，起到了国民党正规军起不到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前后，在形势十分严峻的大环境下，“还乡团”有恃无恐地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疯狂的袭击、破坏，制造了多起惨案。

1946年春，“还乡团”以王徐庄为大本营，经常向包括我的家乡孙村在内的村庄进行武装袭击。王徐庄位于黄骅城东北25华里，四面环水，以芦苇为屏障。他们的活动方式，有时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有时伪装成农民、小商贩到各村与他们在村上的地下线进行联络，刺探情报，进行特务活动。甚至暗地威胁一些村干部给他们送粮送款，或向他们自首。当时，县里的工作队干部白天到村上来作群众工作，傍晚就进城。“高帽队”一般是晚上窜到村上抓人、杀人，有时白天也来骚扰。甚至攻打已经解放了的黄骅县县城，妄图恢复他们的天堂。1946年4月13日，半年以前从黄骅县城逃命的匪首李景文的反动武装230余人，在国民党河北保定7团2大队队长王永升及匪教官尤福祥、匪首刘连成等率领下，乘我城内实力薄弱之机，远程奔袭，突然袭击黄骅县城。敌人进城后，占领了城东街道，捣毁了电话局，切断了城内外的联络线，并包围、攻击县政府、公安局、邮局、人民武装部、“各救会”、大众医院和一些大商店等，把“集训”的700多名被斗分子全部放走（其中有200多人参加了“还乡团”）。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乃至几岁的孩子都惨遭杀害。正当城内坚守县政府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的时刻，城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县长宋飞带着援兵来了。敌人受到内外夹击，慌忙撤逃。回窜的路上，途经扣村（距黄骅12华里），又制造了一起惨案，屠杀了一批翻身农民和四名妇女积极分子。一个名叫陈秀英的女同志面对敌人的屠刀，痛骂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的敌人将她一枪打倒，又用刺刀割去她的乳房，刺穿她的胸膛。敌人制造的这次触目惊心的血洗黄骅县和扣村的惨案，是对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靠近黄骅县城的孙村，有时也遭到小股还乡团分子的袭击。有一次我村一个翻身农民在刚分得的田地里耕地时，突然被从高梁地里窜出的几个化了装的“还乡团”分子绑架到离县城较远的仙庄去，先是捆绑着游街（当天正是赶集日），边走边被他们用刀刺，被刺得血流全身，最后又被乱刀猛戳胸膛致死。尸体暴晒在仙庄村外，然后让人捎话来，叫孙村去人收尸。其目的：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恐吓孙村的群众；另一方面是诱骗积极分子上钩。当时村上原来的群众组织（农会、民兵等）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活动了，有些人早已逃匿他处。最后还是村上几个与死者有邻里关系的人，偷偷地用高梁杆编织的大帘子把尸体卷起抬回来的。按当地的风俗，在外面死的人，不能进家，尸体被停放在胡同口。那一天我像平常一样牵着小毛驴到村口的水坑里饮驴。我从村里的道路上由西向东走，恰好碰上两三个“还乡团”分子，由村东头偷偷摸摸地进了村，我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牵着驴就近走进了另一个胡同，然后回到家中。我母亲说：“你快躲起来吧！如果被抓去就没命了!”后来才知道那几个“还乡团”分子是来孙村观察情况的，看看有哪些人为被刺死的那个农民操办后事。“还乡团”也怕县城里派人来把他们抓去，所以没敢多呆就都跑了。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1946年上半年，形势极度恶化，整个黄骅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流血事件天天出现，一桩桩惨案不断发生。我家所在的孙村，原来的农民协会等组织的头头或积极分子，有的被杀，有的外逃。在这种恶劣情况下，传来了信息：抗战8年由北平去四川的、我的叔叔回到了天津。我母亲让我跟随哥哥到了天津，从此离开了家乡黄骅，离开了养育我多年的母亲。1989年我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母亲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兄嫂。邻里乡亲们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儿童团指导员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谈起数十年来黄骅县的变迁，都感到莫大幸福！

老百姓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还乡团”头子----李景文、王永升、刘连成、尤福祥以及谋杀中共党员黄骅同志的大叛徒邢仁甫等，在全国解放后不久，都受到了人民的严厉惩处。

责任编辑：李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