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命运决战中的通信保障
人物简介：王诤，原名吴人鉴，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1909年5月16日。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任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1934年1月任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一直连任到1950年5月。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任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5月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第一书记、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6年仍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年8月13日逝世，终年70岁。
欢庆胜利警惕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载歌载舞，热烈欢庆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抵御外来侵略的胜利。
当人们还沉浸在庆祝胜利欢乐之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
8月10日，日本投降消息传出。8月11日，蒋介石向第十八集团军发出命令，说什么“原地驻防待命”，以便让国民党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在此紧急情况下，王诤组织中央军委三局直属总台，要以稳定可靠的无线电通信，迅速及时地传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从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总台连续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上述决定和朱德签署的7道命令，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一部份兵力向东北进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敌投降。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精神，王诤组织在延安的一部分通信领导干部，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几个大的解放区工作，赋予的任务是：利用缴获的日伪军通信装备器材，利用已解放城市的工业基础和容易招收知识青年等有利条件，抓紧办工厂造电台，办学校训练技术人才，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准备还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此举赢得了近一年的有利时机。
重庆谈判期间的通信联络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为了揭露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王诤决定派三局直属总台报务员邓国军、林影夫妇作为“毛先生”随员，一周后乘另一架飞机飞赴重庆，以便加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电台的力量，负责无线电通信保障。同时在延安设专台，坚持守听，保证不漏听，同重庆始终保持密切的无线电联络。王诤经常至此督促检查。
邓国军等到达重庆后，利用设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内的7.5瓦秘密小电台，机警地同国民党军政部委蛇周旋，粉碎了其阻挠中共代表团直接向外发报的阴谋，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包围监视，及时准确地发出毛泽东主席对全党全军的指示和谈判情况的通报，保证了同延安密切联系的始终畅通。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原设有1部较大功率的电台，194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重庆谈判前后，几经交涉，国民党不允许启封。我们又要求自带电台，国民党仍不同意，即不允许中共代表团自行设台通报，只指令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总台代为收发电报。这样，我们只得把那些可以公开发表的电报交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总台代发，其他一切机要电报都由办事处的秘密小电台收发。
驻重庆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功率很小，为了不暴露目标，天线不能高架，只能沿3层楼房檐隐蔽设置，白天把机器收藏起来，到夜间才能开机工作，而且还得拉上窗帘。时至8月，身处火炉重庆，房内又做如此“武装”，室内气温常常高达40OC以上。
由于电台功率小，条件又极为恶劣，给同延安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提出，现在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平谈判，和谈需要，你们向美国要1部电台来。经同美方交涉，赠送给办事处美制BC-610型400瓦发信机、SX-28型超外差收报机和10千瓦柴油发电机各1部。
8月30日，军委总台收到毛泽东致刘少奇电，通告了由周恩来准备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的11点意见。
解放区军民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非常关心，军委总台收到许多各地探询情况的电报。为此，8月30日，刘少奇副主席亲自拟稿，电复贺龙并抄各大战区称：“毛主席赴渝谈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在整个谈判期间，为了密切同代表团的联络，在延安方面，王诤在军委总台精心组织指挥，电台不间断守听；在重庆办事处方面，周恩来密切关照，童小鹏具体指导，南方局电台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任务。
10月11日，毛泽东胜利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等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报务员邓国军、林影由王诤改派秘密奔赴上海。
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几天后，同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来到军委三局驻地，慰问、看望总台工作人员。在三局办公室内，王诤用收信机遥控延安广播电台与张家口晋察冀广播电台沟通联络，毛泽东用送话器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直接通话，指出这是战略通信的一种手段。在三局局部的院子里，毛泽东接见三局全体工作人员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介绍了重庆谈判经过，指出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诚意，一面谈判，一面向解放区进攻。他要求解放区军民要做好充分准备，下决心和国民党军队打到底，直到取得全国胜利。在谈到打仗时，毛泽东鼓励三局的同志要做好通信保障工作。在充分肯定重庆谈判期间通信保障工作的成绩后，他说三局的工作很重要，三局的工作做好了，中共中央的耳目就灵通了。在介绍了王诤对创建军队无线电通信的功绩和军队通信工作发展历史后，毛泽东勉励通信工作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双管齐下传号令：抢占东北地区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8月11日，王诤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延安广播电台先行广播，继而军委通信总台发出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令吕正操所部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思所部向辽宁、吉林进发；方毅所部向辽宁进发；李运昌所部向辽宁、吉林进发。部队从延安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中得知后，立即行动，进军神速，令日伪军望风披靡。当李运昌从机要电报渠道得到正式命令时，其先头部队已抵达沈阳，比国民党部队早了3个月，为后续部队顺利进入东北、建立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调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中共中央委员、后补委员20人去东北开辟工作，并决定调集2万名干部、10余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这些调动命令一一通过三局直属总台及时下达各有关单位，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开向东北。
考虑到抢占东北地区、建立东北解放区的战略意义和军事作用，中央决定王诤随陈云赴东北。上飞机后，有关领导同志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王诤留随中央工作。这时，王诤奉命派出段子俊、江文等随同彭真等乘飞机飞抵山海关，于9月18日到达沈阳，会同先期进入沈阳的通信人员，按照王诤的部署，在苏军协助下，开通了同延安的无线电联络，并负责组织了接收通信设施，搜集通信器材，处理当地的电信问题，组织进军东北的通信保障工作。
9月20日，中共中央致中央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了建军扩军任务：“在两个半月之内，在东北组织20万至30万能作战之部队。”9月21日，中共中央致中央东北局的急电中，要求“迅速建立东北各地电台网”。
10月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侵入秦皇岛，国民党军由秦皇岛登陆并向山海关进发。10月9日，中共中央电令成立以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委的东北军区司令部；10月31日，成立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政委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一领导指挥进入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
在这一时期，无线电通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各路赶赴东北部队的唯一通信手段。由于很多部队处于高速运动之中，行动方向及隶属关系变化很大，通信联络难度增大，报务量急剧增加，王诤及其领导下的三局、直属总台提前进入了战时状态。
1945年11月，王诤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政委，副局长是王子纲、刘寅。此时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进军东北各部队的指挥、调动，同时，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2日关于《整理通信机要工作的指示》，规划、协助建立健全各大战略区的通信联络局（处）。王诤要求三局办公室人员要“保证每天24小时不离开电话机”，他自己也已忙得达到枕机（电话机）待旦的程度。
在各大军区通信联络局（处）成立后，王诤即按照统一的部署，着手健全组织，加强无线电管理，整修辖区内的有线电路，广泛筹集通信器材，成立或扩建通信学校，作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开创通信工作新局面，胜利地保障部队的战略展开和作战指挥。此举深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大区军政领导的赞许。
“军调部”的通信联络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规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及三方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王诤派申光等到北平负责组织中共代表团的通信联络。
中共代表团共配有4部电台，分设在代表团本部、代表驻地和叶剑英公馆里，分工负责同延安总部、各大战略区及各地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联络。3月27日，王诤又派李兆吉到东北军事调处执行分部，保障中共代表的通信联络。
从1946年1月军调部成立到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军调部先后派出36个执行小组，到全国各战场调处双方冲突，每个小组的中共代表都配有电台。
中共中央军委对军调部及各军调小组中共代表的通信保障工作非常关注，除着令军委三局周密组织外，特通知各大战略区，要“各地电台必须与北平叶剑英取得联络”，随时通报协议执行情况及国民党军队动态。后各地形势变化急剧，电报收发频繁，使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电台应接不暇，有时对请示的问题答复不及时而贻误时机。为提高办事效率，改由各执行小组遇有情况需要请示报告时，直接向军委总台发报，请示中央军委，同时抄报北平中共代表团。
军调部及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电台的通信人员，在国民党的监视下，同美蒋人员巧妙周旋，机警地进行反限制、反干扰、反侦听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保障了通信联络的畅通。
在整个军调部执行任务期间，王诤及时调配总台人员，明确分工，划定对象，专台保障，精心组织同各地执行小组的联络。所派出的电台人员立场坚定，技术精湛，纪律严明，方法灵活，做到收发电报迅速、准确、安全、保密，圆满完成了这一特定的历史任务。
由于内战全面爆发，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电台于1946年10月以后陆续撤回延安军委三局。
在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中，通信兵有力地保障了各战场的通信畅通。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下，接连取得了中原部队突围、苏中战役、莱芜战役、三下江南战役、诸城战役、青化砭战役等的胜利，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缴获电台459部。
创建通信工程专科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采用了野战兵团的编制体制，从游击战转入大规模的运动战，这就要求通信工作有一个大的发展。王诤根据这一战略转变对通信工作的要求，指示派去东北工作的段子俊，充分利用我军先于国民党进入东北的有利条件，争取日伪电信技术人员和电信器材，并利用大连地区的特殊地位，取得苏联驻军的协助，培养自己的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并很快重新组建了大连电气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关东电专”），其学制为：工程班3年至3年半，机务班2年至2年半。这是我军第一个正规的通信工程专科学校。这批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到东北军区工作，并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技术骨干作用。
与此同时，王诤对全军通信干部培训任务作了调整。军委通信专门学校于1945年8月份停办，各大战略区在军委三局指导与派出干部支持下，就地培训机要通信干部。自1945年10月，相继创办了西北、西南、华东、华北通信学校和东北电信工程专科学校。其中华北电信专科学校由晋察冀军区电信专科学校、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军委三局无线电训练队、气象训练队合并而成，王诤兼任校长和政委。学校设置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机务、超短波无线电话、国际报务、普通报务、陆空通信及气象、干部轮训等专业。全校师生15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