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波在白山黑水间传播 于保合 【作者简介】于保合，1914年出生，吉林伊通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林市共青团委书记。1933年受党派遣赴苏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回国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电信学校校长，东北抗联总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兼无线电分队长，长春市卫戌司令部周保中专台主任，吉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分队长、机要科科长，东满前指3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3科副科长，湖北省宜昌电信指挥部军代表兼局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空司通信处副处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通信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系主任，通信兵部雷达局副局长，第6研究院器材部副部长，第3机械工业部供应局副局长、物资局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为大校。 林海深处创办电信学校 1935年，东北人民的抗日怒潮更加汹涌澎湃，各地的抗日武装在我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在珠河（今尚志县）地区，由赵尚志、张寿钱（李兆麟）领导的抗日反满游击队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对外称司令。面对大发展的新形势，抗联的领导机关迫切需要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和其他抗日武装协调行动。原来通过交通站和交通员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决定派我到3军密营巴浪河的张木营子（小兴安岭大森林内）筹建电信学校，并委任我为校长兼教员。 赵司令一再嘱咐我说：“现在的形势很好，部队发展得很快，只是上下间的联系困难，再用两条腿跑交通是不行的，必须靠电台来联系。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尽快地培养出一批报务员来。”我感觉到这副担子的分量实在不轻，但无论如何也要挑起来。 办学需要电台，可是当时3军没有。领导上多次派人到哈尔滨去买电信零件，准备买回后由我组装电台，但都因日伪检查封锁太严，没有实现。后据侦察员报告，汤旺河上游伊春附近的老钱柜，有一股伪军保护着一小队日军和一部电台，在那里采伐木材。于是赵司令决定选精兵50人，以长途奔袭的方法，把敌人全部缴了械，这部电台也就成了我们筹办电信学校的训练器材了。 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3军的电信学校正式开学了。第1期学员9名。由3军少年连选派5名党员，他们是排长马玺贵、战士史治国、宋秉华、李云龙（朝鲜族）和一个姓曲的，抗联6军（夏云杰部）派来一名党员孙国权，独立师（祁致中部）派来战士吕文海、一个姓张的和一个姓李的。还有炊事员老王。全校共有7名党员，组成了党支部，我任书记，马玺贵为学员队长。 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办学校，困难是很多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修建校舍。千里林海，树木繁多，在炊事员老王的带领下，白天伐树破板，晚上露营在苍松下，虽然夜晚凉风袭人，蚊虫乱舞，可是对于习惯了“风吹背后寒”、“蚊吮血透衫”的抗联战士来说，自然不在话下。经过10多个白天黑夜披星戴月的奋战，终于盖好了木刻楞房子，用石片搭起了火炕，自制了简单的桌凳，在房前还开拓出一块宽敞的场地，作为操练和活动的地方。 房子修好了，住的地方、上课的教室有了，给养还没着落，于是我们又到山外背粮食。为了早日开课，我们起早贪晚每天往返100多里山路往回背粮食。学员小曲本来腿上的伤还没痊愈，也一瘸一拐地跟着背，还高高兴兴地唱着自己编的歌：“莫看腿儿破，高山能飞过，不信比比看，谁能赛过我！” 在大家的努力下，仅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就作好了开学的全部准备工作。 学员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一个个精明强干，聪明伶俐，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就基本上掌握了阿拉伯数字电码的抄收技术。可是，到了学习拉丁字码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同志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的不过初小毕业，从来未见过这些弯弯曲曲的“洋”字，现在真把人难住了。写，写不好；记，记不住。白天黑夜地练，脑子发胀，手腕酸疼，还是进步不大。有的人沉不住气了，说这个活不如扛枪杆子利索，想回部队去。连小曲那么聪明的小伙子，脸上也露出了愁容。有一次他试探着问我：“这玩艺咱能学会吗？"看到同学们学习进度不快，我也有些急躁了。一天晚上，我把马玺贵找来商量。他参加革命时间比较长，在部队当过排长，我相信他能出些主意。他想了好半天才对我说：“我看光是发急也不顶用，是不是开个支部大会研究一下。”当天晚上，全校7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在房前的空地上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的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前进还是后退？”会上没有一个叫困难的，大家纷纷表示：大敌当前，重任在身，应该百折不挠，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有的同志说：咱们干革命的，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决心！谁退缩，谁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东北受苦受难的同胞！ 支部大会后，同志们精神振奋，学习热情更高了。从黎明到日落，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人停止过学习。电键不够，就用手指练；没有足够的纸笔，就用小木棍在地上抄写。就是在蚊虫轰鸣的夜晚，大家也围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不停地练习。小曲同志看到电键不够用，白天他就一个劲地练习抄报，有意把电键让给别的同志，等到别人入睡以后，才一个人悄悄地到外面去练习。 这些事使我懂得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从此，我们把政治教育列为一门正式课程。那时候上政治课，主要是用讲故事的方法给大家谈一些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以及为什么要闹革命、打日军的浅显道理。有时偶尔从北满省委那里得到几张《救国时报》（党在巴黎创办），就念给大家听。记得有一次上面刊登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消息，我念完后，大家都激动地说：“什么时候能和红军一块打日军多好啊！” 为了了解国内形势，我们决定每天晚上收听一会儿广播。第一次听到的广播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一听说何应软调动大军要打张学良，大家就火了。马玺贵脾气大，“啪”一声把机器关闭，忿忿地说：“不打日军打内战，真混蛋！” 我又开机调整频率，突然听到了激昂雄壮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也随着唱了起来，激昂高亢的《国际歌》歌声，在林海的夜空中激荡。 冬天的小兴安岭，整日狂风呼啸，大雪弥漫。本来我们的粮食供给就很困难，夏秋以来都是半粮半菜，现在大雪封山，再找不着野菜了，每天只能吃上一两顿稀粥。 一天晚上，我们又围在一起组织收听广播，给我们跑交通的木匠老人（真名不知道，这是代号）来了。他背来了蔬菜、油盐，还带来一只獐子。我们便请他坐下来听广播。这时，苏联伯力电台正在播送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一支红军部队化装袭击了敌人的县衙门，把县长抓住了，缴了县保安队的械。满城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了。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我们听后都手舞足蹈起来。木匠老人也激动地说：“咱们穷人的军队都是神兵天将，打坏蛋，闹革命，处处为人民。有了你们，一定能把日军消灭掉！”学习和在林海中走路一样，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障碍，前方不断传来捷报，每一个捷报都催着我们必须加快步伐。 我们学校驻地虽在安全地带，但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入口处放了个警戒哨。学员们又要上课又要放哨，自然比较劳累。于是小曲和大伙儿合计着用电池和灯泡装一个报警器。他们在木匠老人那里找了一些铜线，从距离驻地300米的入口处接到屋里。如果有人碰到了电线，屋里的灯泡就亮了。以后又进一步改进，安上个电铃，一通电，灯也亮，铃也响。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自动哨”。 腊月下旬，小兴安岭接连下了几天大雪，我们又10多天没有吃菜了。天刚放睛，就全体出动去交通站背给养。经过一天的奔波，大家都很疲劳，回到学校就酣然入睡了。刚睡下不久，电铃突然响了起来。我连忙把同志们叫醒，一面让大家紧急集合，准备战斗，一面对马玺贵说，咱俩去看看虚实。 在路口上有一个人影迎面走来。一问口令，是木匠老人。我松了口气，赶忙上去问道：“老大爷，天这么黑，没跌着？”老人打趣地说：“人老骨头硬，跌不坏。” 老人给我们带来了省委的信，信上说：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抗联3军由4个团扩大成7个师，6军也由4个团扩大成5个师，部队迫切需要加强通信联络，要我们加快速度学好技术。 这样，我们的学习比以前更紧张了。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小兴安岭终于奏起了迎春曲。沉睡的山林醒来了，抖掉了身上的白色衣裙，换上了崭新的绿装。在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的辛苦耕耘也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学员除掌握了基本的电学知识外，都达到了每分钟发报十一二组（每组五个码）、收报十五六组的要求。按照省委的指示，学员立即分配工作。 老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特地远道带来了一只獐子，为我们饯行。我望着他那慈祥而刚毅的面容，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几个月来，老人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在渺无人烟的荒山密林中，是他帮我们盖起了营房；在艰苦的学习过程中，是他为我们带来了党和首长的指示和鼓励；在给养发生困难的时候，又是他跋山涉水送来了蔬菜，油盐……风里雪里，白天黑夜，尊敬的木匠老人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啊！ 小兴安岭的黎明是那样美丽。太阳还没有出来，星星隐去了，天边一抹红霞映着万里长空，山腰间飘浮的白色之雾，像透明的纱巾在飘动。就在这春日的早晨，我们离开了学校，奔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长春市里征集人员器材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很快传到了苏联远东“88特别独立步兵旅”，该旅所有中、朝两国的战友无不激情满怀，喜泪盈眶。我是一名抗联战士，长期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1942年8月，我抗联武装已无法再在国内坚持武装斗争，转入苏联境内，我也随队到了第88特别独立步兵旅，在中国无线电营任少尉排长。参加革命已经12年，抗战已经取得胜利，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就要结束，回归祖国的渴望即将得到满足，能不让人高兴吗！？ 按当时苏方的意见，第88独立旅的中国同志（原抗联人员）要分批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担任向导并在各大城市卫戌司令部工作。8月20日，我们随周保中第一批乘飞机抵达长春，这批人员是：周保中、王一知（女报务员）、崔石泉（崔庸健）、卢冬生（宋明）、范德林、齐连生、于保合、孙子义、白生太、徐云卿（女）、李绍刚、杨振华、乔帮义、乔帮信等。 当时，周保中任长春卫戌区的副司令，我是周保中电台的报务主任，负责同苏方电台保持定时联络。我这个电台有两部机器，一部是从伯力带回来的M-b-5手提箱式的交直流两用机，输出功率5瓦；另一部也是苏方给的100瓦发报机，配套的收报机是交流供电和蓄电池供电的各一部。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随即派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等到东北工作，并向东北派出大批军队和党、政、军干部，与我党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相配合，消灭日伪残余，建立各级人民政府。不久陈云同志来到长春，住在原日本大仓洋纸株式会社的一座楼上，楼下住着秘书史可法和电台队长闵长生。由于是同行，我很快和闵长生相识了，并且往来密切。他常到我们电台借用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明码新闻，供陈云同志阅。他们的电台报量多，工作艰苦，用的是从延安带来的自制的手摇马达和收发报机；电台上有2名报务人员，一是报务主任陈伦，另一名是何惧，机务员姓侯，还有摇机员10多人。为了替换摇机员，有时陈伦、何俱也摇马达，我看后深有感触，这是我军官兵一致的老传统，和苏军不一样。他们电台器材很缺，特别是30型电子管，我就帮助到电信局去找。后来听说东北局3处（通信联络处）也急需电台器材，我又到电信局把各种类型的电子管全部收来（多数是865型电子管），肖劲光同志派陈伦来看，结果这些管子都用不上，我就把我们库存的32、30型直流电子管都装箱交给肖劲光，由他派人用飞机运到沈阳和梅河口。这件事给当时的3处处长段子俊同志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段子俊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感谢你呀，于保合同志。”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都应该去做。” 一天，闵长生对我说：“陈云同志找你”，并告诉我：首长听说你在电信局搞到了交流短波收音机，要找你谈谈。第2天清早，我就去见陈云同志。他先问我在苏联时的工作和生活，又问到回国后的情况，我作了简短的回答后，他才说：“听说你在电信局搞了些交流短波收音机，最好能搞些直流电台和手摇马达。国民党正向东北派进大批军队，要和我们打仗。我们要打游击，没有电台不行，没有马达发电也不行。”首长的话，消除了我的和平幻想。日本虽然投降了，可是国民党又来了，东北人民仍然过不上安稳的日子，我们要准备继续战斗。于是我把陈云同志的指示向周保中作了汇报，他指示我去找范德林同志，叫他和苏军联络，看看日军仓库里有没有电台器材。当时范德林正组织人员，用苏军汽车每天夜里从日军仓库向伊通、双阳两县送武器弹药。 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按照周保中同志的安排，我以军管会和卫戌司令部的名义，到宽城子二道沟原日军电信仓库去挑选电信器材。那时我还不懂方向探知机（雷达）的作用，所以一些大功率的电子管都没要，主要挑选马达和小型电台。日式马达有两种，一种是立式由两人摇的，高压为750伏、低压7.5伏；另一种是坐式一人摇的，高压为500伏，低压6伏。我选了20多部小型电台和与之配套的手摇马达，共拉回了两汽车。 为了使这些日式的电台和马达能尽快地为我军服务，我除每天定时同苏方电台联络外，就检修机器。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去长春市委请示，选派了两名可靠的技师帮助检修，一名电台技师，一名马达技师，市委还请他们吃了饭。他们的技术比较熟练。很快我们就检修好了这些机器，选一部给长春市委，一部给延吉广播电台，一部留下自用，还检修一部交流发射机，功率为100瓦，交给陈云电台使用，其他都交给了总部。市委组织部刘健民部长说：你们修好了这么多电台，没有人使用也不会发挥作用啊。他建议，从电信局找一些思想进步、技术熟练、年纪较轻、愿意参军的报务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后留用。我把市委刘部长的意见向周保中作了汇报，周也赞成这个意见。于是我和白生太去找苏军在长春卫戌区司令部的科长联络，一同到电信局军管会交涉，又见到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按条件挑选了10名青年报务员，送到长春市委，成立报务训练班，后来又招收了数名，由我和白生太作教官，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了培训。这批学员中我记得的有朱传义、田永志、杨雨田、徐洪胜、王国发、马忠德、王家福（王加夫）、任洪安、韩建中、赵乃信等，除个别人以外，后来都成为我军的干部，在辽沈战役和南下作战中表现积极，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王宝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