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作者简介】张勇，河北省深州市人，1926年1月生。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伍。历任：抗大二分校学员，深县支队、冀中六分区、冀中军区71团宣教干事，冀察热辽军区13旅39团1、3营代教导员，东北民主联军8纵队22师民运科长，团政治处主任，133师宣传科长。全国解放后历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教员、哈军工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国防科技大学系政委。1983年离休。

在回忆那场艰苦的冀中抗战之前，得先说说我在“抗大”受到的锤练。1940年冬，在抗日战争的激烈炮火声中，我毅然投笔从戎，冒着凛咧的寒风，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离开冀中地区，进入我八路军最高学府——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二分校学习。抗大二分校的校址设在河北省西部山区的灵寿、阜平、平山县一带，校长孙毅，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当时因环境残酷，只能实行游击式教学。此地崇山峻岭，土地贫瘠，加以日寇占据着周围各主要城镇，对我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还不时四出烧、杀、抢、掠，当地军民物质生活条件困难极了。1941年夏，我一团三队驻扎在灵寿县王家庄，这是一个不足20户的小山村。正值当年农作物生长茂盛，收成有望之时，突然一阵狂风暴雨，夹带着密集的大冰雹倾泻而下，倾刻间，所有农作物均夷为平地，山上的果树，果、叶全光。老百姓没有饭吃，只好剥树皮，挖草根。部队要行军百余里，长途跋涉去远处背粮。那时伙食定量，每人每日只有带砂子，并且潮湿、发霉的小米三、四两。没有食盐，用老的树叶泡成的酸汤代替，叫做“浆水”。那时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全年只发一套土布单军衣，身上虱子成串。每天要坚持八小时以上的操课，遇到日寇“扫荡”，每天还要全副武装行军一百多里，翻数座大山参加反扫荡战斗。教学则只能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那时的教学，即使驻军也没有课堂，露天即是课堂。上课没有桌、櫈，膝盖为桌，大地为櫈。学习的纸张是边区自制“马粪纸”，钢笔水亦为自制。纸张的两面，铅笔写了钢笔写，红笔写了兰笔写。学校的课程设置为班、排、连战术和政治课、文化课，早晨照例是早操和严格的队列训练。

那时的物质条件可谓极端匮乏，生活环境可谓非常恶劣，但我们有红军大学（抗大前身）的光荣传统，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不管是任何时候，部队总是歌声不断，一片欢腾。特别当队伍集合在滹沱河边，高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大校歌时，那真是热血沸腾不能自抑。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空前活跃，“救亡室”（后改为连队俱乐部）的活动丰富多采，创造模范党员、模范青年、模范连队、模范支部的革命竞赛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志间的革命友爱、团结互助和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连队和学校真正变成了一个和睦、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八个月的抗大学习，倍受了艰苦，但学习了本领，锤炼了筋骨，磨练了意志，净化了灵魂。抗大真正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我非常留恋那一段堪称“军事共产主义”的美好时光。

学习结束后，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冲破日寇在平汉路的严密封锁，返回了冀中区。那时我正患着严重的疟疾，完全靠同学的搀扶冲过了平汉路。然而，此时又正赶上日寇对冀中区1941年的“8.1”大扫荡，天上飞机，地下坦克和步、骑炮兵，在滹沱河沿岸和我主力部队17团发生激战。正是靠青纱帐的掩护，好不容易连夜赶上冀中区党委，随即，把我分配回深北县大队工作。

冀中区北扼平、津，南控德（州）、石（家庄），位居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四大交通要道之间，平原沃野，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冀中区八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开展波澜壮阔的平原游击战，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随着日寇侵华战争战线的延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投入了许多兵力与英美作战。正是乘敌人后方的空虚，我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更加势如燎原烈火，给日寇造成极大威协。在此情况下，日寇为巩固其战略后方，消除其心腹之患，从该年五月一日起，以十万之兵力（其中日军为5万），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上有飞机俯冲轰炸，前有坦克开路，后有步、骑、炮兵作梯次配置，大包围圈中套着无数个小合击圈，对我冀中地区进行了长期、反复、拉网式的大“扫荡”。紧接着又分兵驻扎，占据各主要村镇，修筑无数据点、碉堡，县、区、乡间又挖掘深、宽各数米的封锁沟，其上再筑以数米高的封锁墙。真个是点、碉星罗棋布，沟、墙密如蛛网。妄图用此“囚笼”政策，逐块分割封锁，对我军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剔块”式的清剿。顷刻之间，整个冀中地区腥风血雨，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八路军各主力部队经反复拼杀，有的虽蒙受重大损失，但大部突围到外线，继续对敌作战；党政机关完全转入了地下；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则只有各个地区的游击部队。

当反扫荡开始时，我深北县大队副大队长乔钧、副政委赵晓晖（大队长、政委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果断决定，由每个干部带一个班投入反扫荡战斗。我所带领的一个班，经反复与敌周旋，从深县东北部的东、西沿湾村一带，辗转撤退到饶阳县五弓村北面的滹沱河南岸。前有大河，后有追兵，日寇之联合兵种步步逼近，敌机的轰鸣声，激烈的枪炮声，人马的喧哗声乱作一团，在这里形成了对我数万军民的大合击圈，战士们都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说来真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足有六、七级的狂风突然从天而降。这里的土质又多系砂白土，一时间飞砂走石，黄尘滚滚，眼睛都难得睁开。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朦胧间可见疲困已极的日军，端着刺刀从大路边跌跌撞撞地走过，我们则乘机从敌人脚底下的交通沟内跳出了合击圈（为开展平原游击战，当时的道路都挖成一米多深的交通沟）。实际上正是这一阵风解救了这数万军民。

跳出合击圈后，天色已经很晚，在返回深北县的路上，可见村村起火，处处冒烟，村子里一片残垣断壁，找不到一个人影。在老乡家找了一点吃的，稍事休息，连夜赶到大队指定的两个集合点，但均已被敌人占据，只好临时决定，各自回家隐蔽，等待大队通知。

经过这次“5.1”大扫荡，冀中根据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日寇不仅占据着全部城镇，而且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农村，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我成建制的部队暂时无法活动。国难家仇激励着游击战士们，在分散隐蔽数日之后，便自动组成三、五人为一战斗单位的便衣手枪队，每人一支驳克枪，两颗手榴弹，夜出昼伏，打击分散活动之敌，镇压汉奸，摧毁敌伪基层政权。随着敌人分割清剿的深入，村落已经完全不能存身，唯一的依托便是逐渐生长起来的青纱帐。那时我便衣手枪队生存环境之艰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夜晚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的高粱地里，铺地盖天和衣而眠。白天又必须隐蔽在密不透风，闷热难熬的青纱帐中，营地还经常转移。没有饭吃，嚼生麦穗，啃生红薯聊以充饥。没处理发，满面污垢，长期没有替换衣服，虱子长满全身，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即使如此，也还要积极寻找战机，执行各项任务。那时日寇夜晚经常在各主要路口设伏，所以我便衣手枪队的活动必须十分隐蔽，绝对不能走大路，一般是在青纱帐中穿行，还必须做到毫无声息。那时群众称我便衣手枪队为“夜游神”，因为大都是在夜间行动。更盛传这些夜游神是“铁脚、夜眼、神仙肚”。意思是说，八路军是铁打的脚板，不怕走路；是夜眼，漆黑的夜晚什么都能看清；肚子不怕饿，是神仙肚。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到1942年的八、九月间，我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均已基本恢复，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应付日军的伪“维持会”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成为我实行“两面政策合法斗争”的重要工具。有了较好的群众条件，加以青纱帐即将降落，部队的活动基本上回到了村落。此时部队的规模也逐步扩大为以班、排为单位的活动。在此期间，部队和群众在一起，积极开展了挖掘地道和破坏敌人封锁沟、墙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