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创建初期的通信工作

胡立教

【作者简介】胡立教，1915年1月生于江西吉安县。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赣西南少先队副指挥，红三军特务团分队长、连政委，红军无线电训练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第一期学员，苏区中央局及军委电台报务员，军委二局组长、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司令部科长兼电台总队长，后方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局调研室主任，华北军区情报处长、部长，华东军区组织部长，华东社会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的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37年10月12日，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于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只保留下来极少数的通信人员和器材，因此在统一改编后就面临着组建新四军通信兵的艰巨任务。

同年底，组织上派我到新四军参加组建2局的工作，是曾希圣同志找我谈话交代的任务。我离开延安后，先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要我先去香港，和申光同志一起筹建秘密电台，沟通与武汉、延安的无线电联络。这样，我和叶挺同志一起赴香港。抵达香港后，首先为新四军购买电器材料和医药、器械，所用钱款是叶挺同志向宋子文要的。买好的物品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运回；然后，用买来的电器材料，同申光等同志一起装配了一部电台，林青和李静同志担任了秘密电台的报务员。

1938年4月底，我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5月下旬和项英同志一起到了皖南土塘新四军军部。当时军部机关编有8大处（部），即参谋处、秘书处、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军医处、副官处、政治部。参谋处下设1、2、3、4科，依次为作战、侦察、通信、行政科。赖传珠同志任参谋处长，我任3科科长。3科除了负责全军的通信工作外，后来还管着“三山办公室”，其任务是搞无线电侦察和破译，我以主要精力抓“三山办公室”的工作。“三山办公室”是个代号，就是“3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三山办公室”有30多名工作人员，10多部收信机。

我任3科科长时，科部有两名参谋。我还兼任过无线电总（大）队长。这时军部电台报务员已经比较多了，其中有温亮彰、罗兴英等人。3科下设一个通信连，另有一个电话排，负责军部机关内部的电话通信，还有一个机务房。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军部开办了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主任是吴志恒同志。1940年初，因为“三山办公室”的任务比较重，3科的全面工作有时顾不过来，我建议由曹丹辉同志任副科长和无线电总（大）队长，军首长同意了。

首长很重视无线电侦察工作，因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于国民党军事总部与其第3战区，第3战区与其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汪伪军之间的来往电报，在他们收到的同时，我们也收到了。收到的电报，基本上都能很快破译出来，可以说，他们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我们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知道的。这就有助于我军首长迅速、果断地确定有关行动的决心和部署，赢得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权。1940年底，国民党向皖南地区频繁调动集结部队，逐步形成对我军的包围态势。这些情况，我们从国民党军来往电报中了解得很清楚。当时我军所处的危险境地，有关领导是清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中，我们3科及全体通信人员表现很好。电台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始终和上级保持联络，空中电波没有中断，及时发出了军首长给党中央的电报和抄收了党中央给军首长的电报。1941年1月12日，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军长、饶漱石同志（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负责，一切行动由叶挺军长决定的电报，项英同志向党中央报告的电报，军部电台都及时收发。部分前沿阵地，还保障了军首长与有关部队的有线电话通信。军部电台与华中总指挥部、江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第1纵队、第2纵队、第3纵队、国民党第3战区的联络也都保持着。有线电通信方面，军首长与有关部队和部分前沿阵地，也能通电话。我们的通信人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才根据首长的指示，砸毁电台和其他通信工具，销毁联络文件和其他通信资料，进行突围。我带着“三山办公室”的同志，攀越了很陡的山崖，向苏南方向突围，好不容易找到了罗忠毅、廖海涛同志。罗、廖很快给刘少奇同志发了电报，报告了我们这一部分人员已安全突围到他们驻地。少奇同志很快复电，要我速去盐城。到盐城后不久，新军部成立了“立教办公室”，更大规模地进行无线电侦察工作，这时我就完全脱离了通信工作。

新四军创建初期，在环境、人员、器材诸方面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能迅速地建立和逐步健全各级通信机构，并能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提出改进通信工作的意见和办法，较好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

一、军委、3局首长对新四军的通信工作很关心，及时地给予指示和帮助，派遣了好几批通信干部到新四军来，他们成了新四军通信工作的领导骨干。

二、军首长对通信工作很重视，叶军长亲自出面筹措通信器材，尽力解决通信科提出的问题。军部成立初期，国民党军政部发了一点通信器材，那是杯水车薪，远不能适应通信联络的需要，主要靠自己到香港、上海等地购买零器件，然后组装成电台。开始一个支队一部电台，很快发展到主力团都有电台了。

三、有一大批忠诚于通信事业的好同志，如曹丹辉、黄荣、李景瑞、曹维廉、涂作潮等。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工作，使新四军的通信队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养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保障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通信联络工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四、重视培养人才。部队发展很快，通信工具逐步增多，到处都需要通信人员，到哪里去找？办法只有一个，自力更生，自己培养。军部到云岭后，很快就开办了电训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报务人员。各部队也根据环境和条件，办了电训班，或采取师傅带徒弟等方法，培养新报务员和机务员。这些办法，不但解决了部队发展的急需，也为部队后来的迅速扩大准备了力量。

五、无线电台通信是当时的主要通信手段。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被敌、伪、顽分割，对上对下联络主要靠电台。在有些情况下，失去了电台，就意味着失去了上级领导，失去了部队，达不到指挥和协同，就有可能被敌人吃掉。所以，各级领导把电台当成宝贝，非常关心和爱护。当时的口号是“人在机在，人亡机毁”。有时因及时收发了一份电报，使部队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注：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2）1995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