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希尧：信息技术的拓荒人

有人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有大师的存在。“西军电”就是这样的藏龙卧虎之地，拥有不少英才。在“军委工程学校”创建之初，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学调集人才，蔡希尧就是从刚刚解放的杭州，被调到这所学校。

蔡希尧，1926年2月出生于乐清乐成镇太平桥边的一个教师家庭。1932年春在家乡读小学。1939年夏考入温州中学，1945年秋考入浙江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来到中央军委直属的“军委工程学校”工作，以后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蔡希尧先生从事的学术领域包括通信、雷达、天线与微波技术、信息论、信息系统工程、信号处理、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雷达专业和第一个信息论研究小组，参与建立我国第一个信息系统工程类专业。参与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国防工程项目以及有关信息系统的课题多起。曾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与雷达领导小组顾问、国家科委电子学组成员,信息组副组长、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委员、机械电子部科技委委员，全国工科院校计算机与应用专业评估试点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电子对抗分支学科副主编，以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被授予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科技精英、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他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曾获得省、部及国家级的二等奖和一等奖，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出版学术著作有《雷达系统概论》、《数据处理》、《多处理机系统的逻辑分系与设计》、《面向对象技术》等。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170多篇。1996年离休。离休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军电”起源于军队

访谈蔡希尧先生，先要说说他的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西安，人们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西军电”，因为这是历史上的叫法，意思是与军队有着关联。

确实，“西军电”起源于军队。1949年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军委工程学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校址在张家口。1958年，学校迁到西安，1966年改名“西北电信学院”，1987年改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今夏西安多雨。当地人说，西安有水就是丰年。那天，我们去采访蔡老先生时，也是下着雨——也许我们的采访也是丰收吧，我对雨有这么的遐想。

当找到蔡老先生的家时，老人家冒雨在楼下等我们，我们十分的过意不去。蔡老先生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六十，可是他的头格外的大，仿佛储存的智慧格外的多，超过常人。他的那双浓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耄耋之年的蔡老先生身体还很硬朗，说话的声音洪亮，思维清楚，说起数字十分精确。他的普通话里听不出乐清腔，而说温州话时又是很地道的乐成腔。

第一代雷达专家

金：来西安之前，有人说您的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所以他们说您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仅一步之遥。您当时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吗？

蔡：我的家庭与我从事的专业都没有关系，父亲是个读书人，温州师范毕业后在乐清当教员。我是大学毕业后恰逢新中国成立，赶上了好时机，踏上了漫漫求索的道路。

1945年秋浙江大学到温州招生，我以同等学历考取，就读于电机系电信专业，温州人王国松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工学院院长。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提前毕业，那时我23岁。5月20日，我就到时任第三野战军副政委的谭震林所开办的浙江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并任班干事。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8月，中央军委派人到杭州选人，带我们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

金：那您可算是王国松先生的学生了。我知道，王先生是龙湾永强人，1930年考取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和教育家。那您到张家口后是否也从事电机工程学呢？

蔡：没有。我先是从事通信方面的教学工作。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央军委在沈阳组建了雷达部队，接着决定创办雷达专业，培养高级雷达技术人才，把雷达专业设在军委工程学校，并把大连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和10多位教授调了过来。我也被调来参与雷达专业方面的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雷达专业。我们研制了我国第一部气象雷达，通过了军委通信部的鉴定，并交付上海的一个工厂生产。

最早的信息专家

金：西安的大学院校特别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啊。你们到西安后，应该是接纳更多的人才，开创更新的天地了。听说您老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论的学者之一，是这样的吗？

蔡：1956年，国家开始制定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我们学校的信息论研究小组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在毕德显教授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参加了这个研究小组。毕德显教授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是好朋友，他们两人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对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及相互关系做了探讨，毕教授于是选择了信息论作为我们研究的方向。

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第一届电子科学技术大会，我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会议以后，军委决定在我校设立自动化防空专业，这是我国第一个设立的电子信息系统工程类专业。我又被调来参与这个新专业的创建工作。

1962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雷达学院，校址选在重庆，我们的专业归入雷达学院，我去了重庆。但过了一年半，军委对院校又做了调整，我于1963年夏天又回到西安的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停止了。

金：在我的采访中，许多专家学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改革开放后才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您的教学和科研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的成果最大，是吗？

蔡：是的。1977年冬，全国恢复高校招生，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程序。1979年我被调到计算机系，任系主任，并负责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建设工作。1983年，我组建了软件工程研究室，以后发展成软件工程研究所。1986年，国家恢复了停滞多年的信息系统工程方面的项目，我们参与了其中一些项目的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使研究工作有了新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支持环境，有了包括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在内的研究梯队，于是陆续出了一批成果。

丰硕的学术成果

金：啊！这时您已经是年过半百了，还去开发新的专业，还要从零开始，真是叫人难以相信。我知道，这时的您在中国雷达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以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也该“船到码头人到岸”，可以享清福了，可您仍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实在令人高山仰止啊。

蔡：当时确实有人认为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还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定将吃力不讨好。不过，我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服从组织分配，多次改变专业方向，已经习惯于到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寻求方向，探索道路，并不觉得不好，反而乐趣无穷。

在1980年代，我们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计算系统和面向对象技术，属于当时软件领域的前沿课题。1990年代，除了继续前两项技术的研究工作以外，还开辟了面向构件技术和软件体系结构，以及有关信息系统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既培养了师资力量，也使我们在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成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写了两部专著：《多处理机系统的逻辑分析与设计》和《面向对象技术》，前者获1987年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后者得到电子部优秀图书奖。在分布式计算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参加了“同步通信卫星监控系统”的软件设计和实现，此系统有多个单位参加，成果获得了原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面向对象技术等研究工作的成果被应用于多个信息系统的开发中，得到多项激励。

金：听罢您老的一席话，我深有感触。您用大智慧为国防现代化呕心沥血，您的心血没有白花。您离休之后还在继续研究您的专业吗？

蔡：我离休之后，被返聘继续培养博士生多年，同时做一些研究工作。近年来在研究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现在是国家的核心安全，关系重大，例如，金融系统信息化以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防止账号被盗，金融系统必须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信息安全本身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大量工作转向计算机、特别是软件方面来，和我原来的工作是一致的。

进言“三次跨越”

金：对啊，近年来温州民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发展温州经济，实现第三次跨越，是摆在我们温州人面前的新挑战。您的家乡情节很重，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蔡：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发展一直走在全省、全国的前例，“温州模式”名扬天下，所以我作为一名温州人而感到自豪。

如何实现温州第三次跨越，我认为，出路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理由是：第一，信息产业，特别是其中的软件产业，是无污染的清洁产业，不需要在环境治理上投入大量资金，不会加重温州的环境代价；第二，信息产业占用土地很少，像软件产业，只要有房子就可以，而土地现在是我国的稀缺资源，取之不易；第三，进入门槛低，主要的投入是资金和人力，而温州资金充裕，当然，人才是不足的。第四，国家今后以发展服务业为重点，信息服务是高层次的服务，是发展服务业的重点。第五，信息产业现在是我国最大的产业，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居各大产业之首，发展前景广阔。在国家高技术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有九大高技术产业专项工程，第一项就是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专项工程；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第一项就是电子信息产业。规划还提出：“特别是抓住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趋势。”

温州发展信息产业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可以从多种渠道网罗人才。要善于“借用人才，引进人才”。而温州拥有资金，只要政策适当，创造必要的条件，完全可以引进所需要的人才。

蔡先生说：“为了实现温州第三次跨越，我认为，出路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