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上海学运的回忆

王金檀

作者简介：王金檀，上海市人，1930年2月生。中学时期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9年7月由上海市军管会青干班转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队长、班主任、训练参谋、系副主任、图书馆副馆长、校二机关党总支书记等职。1986年9月离休。

上海这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城市，曾经是英、法的租界区、日伪的沦陷区、国民党的统治区，她饱经了苦难的历史沧桑。我的家在上海，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正遇上那些时代。我在中学阶段参加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些活动，尽管当时年轻幼稚，加之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参加活动的觉悟性也不高，然而这些经历却影响和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读小学，父亲在一家英商洋行工作，家庭生活条件还可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对日宣战，日军将上海沦陷区美英办的公司、洋行一律查封，父亲由此失业，家庭经济生活从而陷入困境。当时在生活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粮荒，粮店经常关门，难得来些陈米杂粮，人们得拼命去抢购，场面可想而知。我们上学有时买的早点，边走边吃时被乞丐抢走是常事；我上初中时每天要穿过一条小巷，隔三五天就会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尸体倒在小巷的路边，因为即将饿死的人知道此处每天会有上海会馆（慈善机关）的人来用拉尸车装走尸体。

总之，在日寇的铁蹄下，老百姓处处遭殃，就连行人路过桥梁见到日本哨兵时，也必须鞠躬行礼，否则就得挨打罚跪。我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就目睹过这番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情景。1945年盼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满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不料美蒋勾结，一方面发动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在统治区进行白色恐怖，加紧迫害人民，局势更加恶化。

当时一直坚持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上海学生运动非常活跃，先后成立了“学协”（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助学联”（学生助学联合会）、“学团联”（学生团结联合会）、“抗暴联”（学生团结抗暴联合会），后来这些组织汇合成代表进步学生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而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为骨干的上海市学生总会，简称“学总”，实际上它是国民党在学校中的特务组织。这两股力量明争暗斗，经常发生冲突。在众多参加学运的学校中，我们常听到的主要有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因为我们这些中学同学年龄较小，一般在大学生的带动下参加活动，如共同参加集会、罢课、游行等。上海学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斗争目标与口号，如“反对美帝侵略势力”、“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打倒卖国政府”等。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个以学生为先锋、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民主运动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洪流，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并成为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二)

在当时情况下，我和弟、妹三人要继续上学是困难的，幸好上海市新闻报馆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我们申请到助学金而免遭失学。由于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在初中学习期间比较用功，成绩较好，因而担任了班级的级长并参加了学生自治会，这也许是我参加学运的一些内在因素吧。

我就读的崇实中学（初中），校内斗争也比较复杂：校长沈西宾，国民党员，解放前逃往台湾；训育主任许栋，操纵学校大权，手下有一批三青团员，监视师生的进步活动。当时教师的薪水微薄，生活清贫。我们的国文老师秦和鸣、曾哲，就因上课时流露出对当局和社会贫富不均的不满，并鼓励同学奋发自力等，不久便被校方辞退。我班级陈文海等进步同学与我关系较好，经常和我谈一些有关社会现象和校内外学运情况，当时的一本禁书《长征》也是他们偷偷塞给我阅读的，学运的活动主要由他们通知我参加。学联的大学部与中学部均有联系，和我们保持联络的是圣约翰大学的一位大学生邓彼得，我们放学后经常在同学陆祥琛家楼顶阳台上碰头，交流情况，并分工与一些中学联系，通知参加学联活动等。那时学校还允许同学成立各种名目的读书会，为了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学运，在约大邓彼得的提议下我们成立了命名为“世光团契”的读书会。

春游是我们开展活动的好时机，一次学生自治会组织部份同学坐火车去上海附近的昆山远足，我们在昆山一学校的礼堂举行联欢，自编节目，演出有进步内容的活报剧、歌曲、集体舞蹈等，通过活动了解了当时的学运情况，联络了同学间的感情。但这次活动很快被反映到校方，次日训育主任许栋找我训话，警告我身为级长不应参加这些活动，还警告了其他同学。由于训育主任平日专横跋扈、压制民主、迫害进步师生引起公愤，因此校内掀起一股倒许学潮，各班串联举行罢课，校方不得不辞去许栋的职务，最后他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通过这次闹学潮，使同学们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国民党官员从重庆飞来，当起接（劫）收大员，他们乘机掠夺财物，中饱私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致使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们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失业与失学危机。为此，1946年1月上海市大中学校成立了助学联合会，在阴历过年（春节）时发动一万多名同学到街头义卖助学章（类似胸章）。我们二三人一组向行人劝买，为使有钱的人能多买，我们沿途走到南京路国际饭店（当时亚洲第一高厦）。这座豪华大厦的大门平民老百姓根本进不去，我们是以义卖的名义被放进去的。大厅里好气派，一桌桌欢乐的人们，边吃茶点边谈笑，歌舞升平，非常热闹，和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见我们这些学生闯进来义卖助学章，似乎大扫了他们的兴致，一些人的脸色很难看，少数人还挥手示驱赶之意，使我们深感求人的滋味确实难受。尽管如此，我们依靠自身的努力，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义卖助学章的任务，解决了部分同学学费困难的问题。

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因反内战举行联合罢课，遭到国民党当局大批军、警、特、宪的镇压，他们使用了机枪、手榴弹，致使师生死伤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反动派封锁新闻，但消息还是传开了，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巨大声援。我们了解后都非常气愤，1946年1月13日上海市学生举行了抗暴游行，提出了“停止内战”、“打倒特务”、“严惩凶手”等口号。

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1946年，学联发动了“敬师运动”，而学生总会则发动了“尊师运动”，唱起了对台戏，企图阻止学生参加“敬师运动”。这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也是对正义的考验。由于学总缺乏同学的支持，而学联又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提出合办“尊师运动”，这样实际上就起到了扩大学联队伍的作用。6月16日全市105所大中学校约一万多人在上海天瞻舞台（大戏院）内外举行了尊师联欢会，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此时正是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夜，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而上海学生正开展空前的反内战运动，所以那次尊师联欢会很自然地转变为“反内战”的动员大会，从而团结和教育了更多的同学共同参加学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