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爽，1917年10月出生，福建省闽侯县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3团宣教干事、宣教股股长，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大队教务主任，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育长，天津电信局副局长，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广州电信局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副司长，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国防部第五局副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82年12月离职休养。

1941年的春天，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又是捷报频传，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在前一年的黄土岭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名将之花陨落在太行山上”，敌酋阿部中将被我军击毙在雁宿崖。1940年秋冬之际，我军又发动了百团大战，华北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都支离破碎，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军也正在进行休整。这时我刚从一分区3团调到分区司令部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军区的命令，要各分区调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军区司令部三科（即通信科）材料股无线电研究组报到。分区司令部决定叫我参加。我接到这个命令确实感到非常突然。虽然我早有想搞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夙愿，但怎能想到在敌后战斗的环境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还去进行什么研究工作呢？就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从敌占区流亡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国际友人也对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的这一决定感到惊异，对聂司令员的高瞻远瞩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进行国家建设而培养人才的决策表示赞叹。（见班威廉夫妇所著《新西行漫记》第84页）

一、研究组的学习生活

从1941年3月研究组成立起到年底，各分区调来参加无线电研究组的同志陆续到达，共11人。组长张宾同志，付组长林爽同志，成员有刘兆生、常家明、潘家晋、张中甫、赵干青、史铁夫、刘坚、崔清吉、雷振武等9人。我们这些人有大学生、高中生，有在电台工作过的，也有根本没接触过无线电的。当时既没有导师也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说实在的，那时就是给我们研究课题，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有点文化和有点理论知识的，却没有无线电的实践经验；而有点实践经验的，又缺乏理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学习和调查研究。学习无线电的理论和实践（参加无线电收发报机装配的辅助工作）。调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去解决。这时我们还办了一个油印的无线电月刊，从各分区电台征集稿件，我们自己也撰写一些稿件，并在月刊上答复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个别同志还承担当时训练队高级班的物理课和数学课的教学任务，加上日常的战斗（反扫荡）和劳动，生活还是满紧张的。这就是研究组初期的情况。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有些国际友人在我党的帮助下从平、津陆续逃出敌占区到了根据地。当时来到晋察冀的，有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和他的夫人，还有经济系的讲师林迈可先生和夫人。另外还有两个法国记者，一个美国银行资本家，一个德国资本家的女儿，一个荷兰商人和一个奥地利的医生。聂司令员恳留其中的班威廉教授和林迈可先生做我们研究组的导师。为了恳留他们，聂司令员邀请他们参观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参加边区的一些活动，并为他们创造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当时曾派人去平、津搜集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并搜集一些大学教科书作为研究组教学之用。他们在聂司令员的盛情邀请之下，欣然同意留在根据地做我们的导师给我们讲课。1942年3月之后，除研究组全体成员外，还扩大了一些同志参加学习。研究组除原来的11人外，又有陪同班威廉教授夫妇和林迈可先生夫妇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士光同志和在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务主任的韩克树同志参加，这时研究组共13人。我们这些同志里，王士光同志的水平最高。他到晋察冀军区后，担任三科的教育股长，在这次学习中实际担任了班威廉和林迈可先生的助手。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也很多。除王士光、韩克树外，参加学习的还有当时在军区和边区政府里从事无线电工作的顾宗直、吕进、郭超凡、张锦文、李雪、郑凯、李健民等七同志。这些从工作岗位上来参加学习的同志，因工作需要不久就陆续回工作岗位上去了。在1943年春天，晋冀鲁豫又派来五位同志参加学习（他们是韩黎、吴本毅、吴立中、张芝荪，刘一清同志）。此时研究组正式改称高级班。另外还有金鑫同志（来的时间比上述五位同志略早一些）。这样，前后共26人参加了高级班的学习。中途退出学习的除前面提到7人外还有雷振武同志。其余18人基本上坚持到底，只是其中张宾、常家明、刘坚、张中甫、吴立中离开的稍早一点，他们在1943年底前因工作或身体等原因先后离开了高级班，到工作岗位或去延安大后方。由于入班时间早晚不同或外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一致，学习进度不能完全一样，于是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班、林先生直接授课，并参加班、林先生的考试。乙组由王士光、韩克树、林爽等同志辅导；刘兆生同志是乙组的组长，他也给乙组进行辅导。有8人只参加甲组的学习，即：王士光、韩克树、林爽、金鑫、张中甫、张宾、刘坚、常家明。另有4人既参加甲组学习也参加乙组学习，即：刘兆生、潘家晋、赵干青、吴立中。还有6人只参加乙组学习，即韩黎、刘青、吴本毅、张芝荪、史铁夫、崔吉。

学习的课程是，必修课有大学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学等四门课程；选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参加选修课的共4人，即：王士光、韩克树、刘兆生、林爽。

学习的全部时间共用了两年。除在反扫荡的最紧张时刻外，都一直坚持上课。学习的进度比较快。因为这是党给我们的唯一任务，所以尽管我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基础课程已丢下了三、四年之久，但大家都勤奋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我们学习成绩越好，我们的两位老师越高兴，就增添教学内容，加快教学进度。我们也总是努力跟上，从未要求放慢进度。这使班威廉教授深深感到惊异。他曾问我们：“怎么好的学生和人才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国民党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多好的学生？“后来他才知道，凡是到抗日根据地来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理的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学习目的明确，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了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

班威廉教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常在晚饭后约我们和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和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一方面便于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农民家中去作调查研究，因为很自然，我们就是他们的翻译。交谈中有时也互相了解各自的身世。通过这样的活动，彼此了解得更多了。他们对根据地更加了解和喜爱，他们曾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班威廉说，在他的童年时期，英国农民的生活也很苦，耕种的方式也很落后。他也曾谈到自己的身世，说他的家庭在英国算是比较贫苦的家庭，而在英国等级观念是很强的，只有贵族才有地位。他虽然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学位并已经成为教授，但在英国仍然受到排挤。他的论文英国不给发表而是在美国发表。英国的名牌大学不聘请他当教授。经常的谈心使我们师生关系更融洽，在圣诞节时他请我们去作客。他对教我们这些学生很得意，尽量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学习成绩比较均衡。除每个同志的自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采取互助的措施。水平较高的同志帮助水平稍低的同志进行课外辅导，直到他们完全弄清楚讲授的内容为止。

在两年的时间内，敌人进行了两次“扫荡”，在反扫荡中我们也坚持学习。在转移中的短暂驻留，只要第一天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学习。遇上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上课。1943年反扫荡时，形势比较紧张，在敌机轰炸的干扰下，我们坚持在树林中上班威廉先生的最后几课。这次反扫荡虽然环境比不上1941年那次艰苦，但对班威廉先生来说，比起他过去的大学教授生活来就不知道要艰苦多少倍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班威廉先生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这样，在1943年反扫荡后期，在班威廉长期要求下，聂司令员就派部队护送他们去了延安。然后他们又取道重庆离开了中国。

班威廉教授在根据地的两年多时间里，每天都写了日记，对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方面资料都作了详细记录。他说准备回国之后写一本书，取名“龙牙”。后来我们看到了这本书，书名叫“新西行漫记”。

林迈可先生比班威廉先生身体好些，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强一些。他在反扫荡之后继续留在根据地给我们讲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是林迈可先生的业余爱好，他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他对改造晋察冀无线电台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并指导了这方面的工作，对晋察冀军区电台的技术改造做了有益的贡献。

1944年4月，我们的无线电工程课上完了，林迈可先生也要求回国，聂司令员又派了部队护送他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延安总部，但在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为了掩护林迈可先生平安通过，我们牺牲了一个班的优秀战士。以后林迈可先生在延安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经重庆回英国。全国解放后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

二、晋察冀无线电通讯的

技术改造和技术教育

无线电研究组，顾名思义它的任务应当是对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和对通信技术装备的改进。可是我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对完成这个任务都有很大距离。这个任务实际是在王士光同志和班威廉教授、林迈可先生来了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在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经过学习掌握了理论，并参加了技术改造工作的实践。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们才陆续做了些技术上的改进工作和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现将简单情况写在下面。

1．波长曲线表的建立。研究组成立时，我们除自己学习和出版月刊外，也对当时的电台作了一些了解和研究。这时我们虽然没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电台装配好之后，对每个电台只给出使用波长在刻度盘上的度数，而没有波长曲线表。当使用的波长改变较大时，就要到军区重校一次。我们发现后就建议给每部电台配一个波长曲线表。看起来这是一种很小的事情，在当时也是一种改进。

2．对发射机的改进。原来我们电台用的发报机是用哈特莱式振荡器直振输出，电子管是用直热式的管子。这种发报机频率不稳定，直接受天线的影响。在天线受风的吹动时，频率也跟着变动。工作时对别的电台干扰很大，输出功率既低且不稳，输出调的过大又有停振的危险。

林迈可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提出将发报机改为主振放大式的线路。在改装过程中他给以指导，由王士光同志负责实施。王士光同志在白区时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在无线电的理论和技术上都很有造诣，当时他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在他的组织安排下，顾宗直、吕进、郭超凡、邱德中等同志参加了装配试验工作。试验取得结果后，在将成果应用于电台的改造时，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全都参加了。

开始做主振放大机时，是用缴获日军的石英片做振源。但在改装更多的电台时，没有那么多石英片，振荡级就直接用普通的振荡线路（这时电子管已改用旁热式的6V6和6L6等管子），这种改变由于前级不是晶体振荡器，它的频率受放大级负荷的影响，虽然它的稳定度比直接用振荡器输出好多了，但还是不很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后选用了电子耦合式电路的发射机。这种发射机振荡和放大之间的耦合是靠电子流实现的。电子流是受帘栅的电压控制的，而帘栅是作为振荡器的屏（板）极。因此负荷对振荡器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就解决了不用晶体而又能使频率稳定的问题，同时还省掉一个管子。

为了使输出得到最好的匹配，对天线也作了改进，采用了式电路的天线耦合装置。这种电路调整起来比较麻烦，后又改为在蓄能回路上用抽头解决匹配问题。这样，既避免失谐造成管子的损失，又能有最佳的匹配输出。这种改进的机器，从抗日战争后期直到自卫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军区都是被广泛采用的。

在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一下，一个是技术改进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机器和旧机器相比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人们还不认识它，使用起来不习惯，调整的程序也增多了。过去用哈特莱式振荡，只定一个度数就行了，而现在主振级，放大级，无线耦合要调三次。同时，因频带窄，虽然声音好听，但要细心调否则信号一滑而过。因而在传统习惯的影响下，还不大受欢迎。为此，军区开办了高级班，对电台的台长、队长、报务主任进行了轮训，学习新机器的原理和调整方法，并进行了实习，然后带着新机器回去。这一个新生事物才推广开来。由此看来尽管用先进代替落后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要使改革成功，必须因势利导，坚持改革。而坚持改革，采用办高级班培训干部的办法，使这一改革得以实现，应归功于当时军区通信业务部门的领导钟夫翔同志。

另一个问题是，在改装机器的过程中，对电子耦合式的发射设计计算公式的推导，性能参数的确定，调试程序的制定等等，主要都是由王士光同志提出并传授给大家的。这不仅在当时甚至现在也还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在所有无线电工程的教科书中都只讲三类放大，不讲电子耦合的设计方法。在业余杂志上只介绍线路和一般调试方法，把这些业余的作法经过科学的设计并通过试验证实，再制定出规范来，并将这一成果应用到整个军区的电台，确实不是简单的事情。以前振荡线圈的中心抽头只凭经验确定，输出电流的大小是一个大致的数。天线的总阻和输出总阻并不完全匹配，输出功率也不很准确。现在各种元件的制作，选用的标准以及电子管电压电流的参数和输出功率都经过计算、试验、测量、调试并总结出一套公式、图表、程序、规范和制度，这些应归功于王士光同志。

3．对接收机的改进。我们还对当时普遍使用的再生式三管机也作了改进，少数中心电台改为超外差式的并改用花生型的小管，多数的改成不调整高放和调整高放式的。当时的电台都是用干电池，而干电池又都是从敌占区买来的，十分短缺。为了节约电源，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每部机器都作低电压情况下的工作试验，保证在电池用旧了的时候仍能工作，直到电池接近耗尽时为止。

4．通信技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44年4月，研究组的成员分赴新的工作岗位。王士光同志和晋冀鲁豫来的五位同志到晋冀鲁豫去工作了。常家明、刘兆生、潘家晋、史铁夫、金鑫、崔清吉、赵干青分别到二级军区或分区工作去了。韩克树、林爽留在军区做教育工作。研究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通信技术教育事业则随着时代的步伐，继续前进，蓬勃发展。

1946年我们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从国民党地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其中无线电工程及通讯方面的人才有：郑还、陈平、虞微、黄振翼、葛彦、高泰等，还有随刘善本同志起义的飞机上的电台工作人员也都先后被调到无线电训练大队工作。1947年，又将无线电训练大队改为晋察冀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8年，与晋冀鲁豫和延安通校合并扩大为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量的通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用传统的训练方法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那时训练一个报务员就需要一个振荡器，而每个振荡器需要一套AB电池和一套元器件，虽然这些电池都是电台上用旧替下来的，元件也是装机剩下的不合格的元件，但要准备成百上千套的这样的教学器材就有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音频振荡器加功率放大级做信号源，这样一个振荡器可供一个班甚至一个队使用，每个学员有一个电键半付耳机就行了，这些办法提高了教学工作的效率。在全国解放前夕，华北电专培训了大量的报务人员（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培养了1000多人）。

培训报务人员的同时还培训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办了工程班（相当现在的大专水平）和机务班（相当现在的中专水平），共培养了100多人。解放战争的后期这批学员分配到全国各地，为解放事业和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华北电专在全国解放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韩克树同志一直在该院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贡献。

三、结束语

从晋察冀军区一个小小的研究组的诞生、发展和后来研究组成员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和它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到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的远见卓识。在当时那样的艰苦环境里，他就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准备，对科学技术积极倡导和关怀、支持。全国解放后，他主持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的工作，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开辟了我国的航天、导弹、核工业等事业。他是这些事业的奠基人。在他的关怀下，这些事业中又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科技干部。在十年“文革”中，他还保护了不计其数的科技骨干。在这些领域里，凝聚着他老人家多半生的心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回忆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的历史时，不能不激动地联想起这一切成绩都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责任编辑：王宝书 田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