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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校和工厂工作的回顾

发布者:孙俊人 发表时间:2005-12-02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孙俊人,江苏省松江县人,1915年11月出生,1934年7月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学校教员、延安通信材料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一部主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通信兵部副主任。1965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6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我于1938年初到延安,首先在清凉山解放社学习半年马列主义。和我在一起学习的有周建南、孙友余和一个姓范的,共5个人。指导我们学习的是徐冰,主要是自学,发给我们马列主义书籍及报刊自己看。陕北公学讲课,给我们发票去听,回来谈收获。学习结束后,陈云、李富春同志还专门和我们几个人(还有沈鸿、胡华钦)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很亲切。这都说明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1938年6月中央组织部分配我们工作时,是陈云同志同我谈的话。到了军委3局是王诤同志谈的话,确定我和周建南到通校当教员,孙友余到工厂。

我到通校时是第11期结业、第12期开学的交叉时间。第12、13期我都教过,以后我就到工厂了。通校前一段教务主任是沈毅力,后一段是王曙,校长是吴泽光,报务教师是洪杰、王平,李兆吉是文书。我们几个人都睡在一个炕上,王曙当班长,领导我们出操,我们就叫他王班长,至今见了面还是叫他王班长。那时学校主要训练报务员,技术课很少。学报务必须学电学,达到能修理自用机器的水平。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是初中生,个别是高中生,少数还是小学生,这些学生感到难学的是技术课。后来,把一批文化低的工人编成一个大队,由我教课,因此,我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授课的方法,是有所体会的。

通校后来根据王诤同志的建议开设了机务班,程明升同志去了以后又搞起一个高级机务班,相当大专程度。

王诤同志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储备很重视,像我们这些学过无线电的人,到延安都到军委3局了。他亲自和我们谈话,介绍情况,分配工作,对我们的生活也比较关心、照顾。

王诤同志在人才培养上是不惜下本钱的。军委3局在人才培养上是投了资的,尽管当时我们还很穷,也还是尽了最大可能的。当然这也是中央的精神,王诤同志是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钟夫翔他们那一期干训班学完理论之后,为提高实际操作技能,王诤同志批准拿出20部美制15—20瓦的新机器要他们反复进行拆、装练习。1938年至1939年,我在通校当教员时,为满足学生实习需要,王诤同志也批准使用无线电元器件;手摇马达是很不容易搞到的,他也批给学员作实习测试用。那时,器材来源非常困难,这是个多么大的本钱啊!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我们这些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差,王诤同志和我们一起动手。我们上课,他也上课,还听过我们讲课。那时大学生少,上过课就喊我们老师。陆亘一、周建南、孟贵民等都上过课。除了上课以外,3局机关有时还搞点专题技术报告。

王诤同志还注意从国外购进一些无线电书籍。早期在延安基本上没有无线电技术书籍,有一点也是个人带去的30年代的教科书或手册,后来王诤同志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上百本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技术书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从此有新的书看,能了解国际上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大家都很高兴。

我是1941年3、4月份到通信材料厂的,先后担任过实验室主任、副厂长、厂长。1943年10月审干时就靠边了,直到1945年3局在裴庄成立技术研究室,才被调到技术研究室工作。技术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陆亘一,因他身体不太好,由我代理。技术研究室共有十几个人,记得起来的有:傅英豪、唐旦、申仲义、李岩,李庄、吴展、博民、黄云凤、黎沱等。技术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无线电设备和帮助工厂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1941年下半年开始搞集中台,将分散的、小功率的、低效能的通信机器,转换为功率较大的机器,这是提高通信质量的重大措施。集中台是王诤同志亲自领导建起来的,机器的设计、安装他都亲自参加。集中台的建立对当时通信技术的改进、保障中央对各解放区的指挥有着重要意义。搞集中台,客观上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技术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电力供给,不能靠手摇马达;机器不能再用哈特莱单管机等等。由于周恩来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从香港和其他地方买来一些新的电子管及一些无线电材料,为建立集中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集中台的动力部分是由胡华钦为主搞的,苟在尚、粟逢春等做他的助手。胡华钦工作踏踏实实,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当时自然形成的分工是:集中台动力发生问题就找他,电台与电机发生问题就找我。

日本投降后,3局派段子俊、周建南和程明升去东北。程明升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留过学,是学电力的,很有经验。我们仿制缴获的手摇发电机,程明升起了总设计师的作用;建立集中台时,把直流大电机改成交流的,也是他的主意。

1947年,以技术研究室为基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燕尾沟,由李强同志主持搞3000瓦的大功率语言广播台,我和陆亘一、郭平欣、王甲纲、刘永业、卢克勤、苏冶、杨明、戴冬等都参加了。李强同志亲自搞天线设计;机器的音频部分由陆亘一为主进行设计调试;高频部分由刘永业为主进行设计调试。此时石家庄已解放,有一部分机件是从石家庄弄去的。机器搞成后安装在井陉进行试播,因为北京解放,大功率电台也有了,这个电台就没有用上,但这一工程在培养工程技术干部和取得经验方面仍然很有意义。

3局的文化学习抓得比较好,对政治思想教育也很重视。每星期六过党的生活或上党课。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裴庄和盐店子,要到延安听党课,一听就是3、4个小时,还要走3个小时的路,大家很高兴,不知疲倦。

3局的政治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都搞得比较好,文化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也都比较活跃。这除了与整个延安学习气氛好有关外,领导抓得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王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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