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绳

【作者简介】李光绳，贵州省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军委通信学校、军委三局通信教导队学习，在延安和北京新华社历任报务员、总领班、科长、电务处副处长、处长，朝鲜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任通信处长，在通信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历任学员、科研室主任、科研部副部长、教务部副部长，后任贵州无线电工业学校校长等。

一、开始了新的一页

1937年冬，我随外祖父黄齐生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3月毕业，被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10月的一天上午11时，沈毅力同志通知我到新华社新闻电台工作。

午饭后，我也不知道要介绍信，就背起背包，从驻地盐店子村，步行20多里，来到延安城里，找到了新华社新闻台的同志。他们说已得到电话通知，就安排我与《新中华报》的编辑住在一个房子里。当时，新闻台的同志是与《新中华报》的同志住在一起的。

当时新华社的新闻台，台长是高吉明同志。他和王树清、陈生贵、甄彩云4位同志抄中央社的全部电报，曹怀银和金锦云（金瑞英）2人抄两小时的法国哈瓦斯社与部分时间的同盟社电报。电报送到驻在清凉山的译电科，由李本子、丁拓、陈龙等同志翻译。

抄报的同志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参加红军后从事报务工作的。金锦云同志是上海的女工，1936年到陕北。她说她的孩子和我一样大（当时我14岁），可惜留在上海了。她叫我跟她上机，指导我见习抄报。3个星期后，她叫我正式抄同盟社的电报。

报社社长向仲华，每周都要召集编辑开一次时事讨论会，电台的报务员也参加。当时我是电台唯一的小知识分子，虽然只上了半年初中，却不知天高地厚，也在会上发言，编辑同志们也耐心的听。我的表舅王若飞住地离报社不远，我每次去他那里，他都要问我江西、湖北的战况如何，因为当时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在武汉。

二、整顿电台

当时两社都有定期会议与学习时间，唯独新闻台没有开过会，也没有组织学习。上级叫抄塔斯社电信，曹怀银同志说以前抄过，改了频率后，找不到了。1939年7月，上级通知新闻台归3局领导，于是我们搬到3局驻地李家湾。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又随3局搬到盐店子村。不久，高吉明台长调走了，调来了沈毅力同志任台长。3局的刘寅同志多次来新闻台与沈台长一起抓整顿工作，几个月以后，台里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进步。曹怀银同志掌握了找电台频率的技术，我也跟着他学找电台，增抄了海通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的部分广播。

1941年5月初，新闻台奉命搬回清凉山，重归新华社建制。1942年夏，沈毅力同志调走，张可曾同志调来任台长，并受3局委托兼管通报台的工作，吴文焘副社长还让张可曾同志协助他做社里的生产与审干工作。

电台的同志，大都是在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的，原来都准备毕业后去前方部队，可是却突然分配到新华社电台，有些不大愿意。1941年冬，调来彭志义、孟自成等10多个通信学校的毕业生，电台开了欢迎会。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同志到会讲话，说：“你们电台的工作，使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杨松同志的话，使我们豁然开朗。从实际工作中我们得知，每天的《参考消息》印出清样，不待校对，就立即送毛主席一份。凡抄收重要新闻，副社长吴文焘同志就坐到机器旁，看着报务员抄收。这一切，使我们认识到新华社工作的重要性。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干劲也大了。大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报务工作搞上去。

三、一定要抄到斯大林讲演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斯大林当即作了一个动员全国抵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报告，但塔斯社播发这个报告的时间，恰是电离层突变、短波传播最困难的时间，因此我们未抄到。上级说，斯大林的讲演很重要，以后要想办法抄到。

十月革命节前夕，大家估计斯大林会有讲演，电台的同志们动员起来，冒雨上山架了一副很高的天线，刘吉祥、曾美若等技术能手准备抄收。又派姚琅斋等同志去离延安20多里的盐店子，到军委3局驻地去抄收，王诤局长还专门给了一部效率好的收报机。11月7日凌晨5时，塔斯社广播斯大林讲演了，这时正是电离层变化时间，信号时有时无，8个同志轮流上机，保持最清醒头脑，只要听到一个字母，就抄下来。抄完后，仅是一份不够完整的长电报。中午，姚琅斋同志从3局带回了他们抄的一份，也不完整。吴文焘、陈龙、陈士吾等同志，把两份电报摆在一起核对、整理，终于全文译出斯大林讲演，登在《解放日报》上。

从此，我们有了抄收困难电报的经验。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志的讲演，我们全部抄到了。

四、学会英文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我值班抄收德国海通社的电信，接连抄到日尔曼、俄罗斯、战争等一些英文单词，我有点奇怪，但又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不久，他们之间不会打仗的，也就不在意了。晚饭后，译电科的同志来拿电报，看了电报，大吃一惊，我也跟着大吃一惊。就因为我不认识英文的“宣布”这个词，延误了这些电报上送的时间，如果认得，完全可以及时通知译电科。我内心很惭愧，于是下决心学英文，请王飞等同志辅导。

1945年8月8日凌晨2时，我抄收路透社电信，突然抄到急电“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苏联对日宣战），我高兴极了。旁边抄收合众社电信的姚琅斋同志，也在一面抄一面笑。我会意他也在抄同样内容的电报。我马上冲着对面山上的译电科喊：“快来拿电报，苏联对日宣战了！”由于激动，我的声音很大，把全社的同志都惊醒了。吴文焘和陈士吾同志立即来取电报。吴文焘同志一看，拔腿飞跑过几个山头，去报告社长博古，并且用电话报告毛主席。这份电报从抄收到报告党中央，总共只有10分钟。这时，全社的同志都起床了，大家热烈议论起我军反攻的时间。

五、每次都像重感冒

当时我们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信，因双方无正式关系，而德、意、日又是敌国，无法知道他们播发电信所用的呼号、频率和时间。因此，经常要用侦察手段去寻找对方电台。

每年春夏秋冬，为适应高空电离层的变化，各国的广播电台都要经常改换频率，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恼火的事。每改一次，我们都得从几百个电台的电波中，把它找出来。寻找电台很费精力，找台一星期后，全身无力，耳朵麻木，像得了重感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