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光 

【作者简介】朱光，河北省丰润县人，1917年生。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大队副指导员、连指导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分区供给处副政委、政治部保卫科长等职。建国后，历任省军区保卫部侦察科长、保卫科长，省公安总队团副政委、政委，石家庄高级步校保卫处长，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政治部保卫部长，电子工业部第39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83年11月离职休养。

常胜部队，一九四一年初建时期，是一支地方部队。刚组建不久，我便到这个部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任政治指导员。回顾当年的战斗岁月，全连战友，生死与共，朝夕相处，那火热的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部队的诞生和成长

冀东地区，北靠燕山，南滨渤海，东邻山海关，西近天津，有北宁铁路横贯全境，乃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为日寇侵占中国必争之战略要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就把侵略魔爪伸进了冀东，1933年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把冀东奉送给日寇。1935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六百万人民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觉醒的冀东人民，面对着残暴的日本侵略，立志救亡，奋起抗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跟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响遍了冀东大地。早在1933年秋，冀东党组织曾经在迁西发动过农民武装起义，继之还有玉田、遵化两次起义，均因没经验，都失败了。敌人的镇压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依然以隐蔽方式进行斗争。直至1938年夏季，冀东党组织发动了近20万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曾一度攻克宝坻、平谷、蓟县、玉田、卢龙、乐亭、迁安等县城和洼里、古冶两车站。并切断了华北通往东北的北宁铁路，使敌人胆战心寒。此次暴动虽然又遭失败，革命一度转入低潮，但在地方党委和晋察冀军区的坚强领导下，冀东的抗日斗争又迅速兴起。1940年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下称冀东军分区）。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已发展了12、13两个主力团和若干游击队，活跃在冀东地区。冀东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使日寇恐惶不安，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大量兵力，加强对冀东地区的扫荡。

常胜部队是在日寇集中大量兵力，进行空前的大扫荡中由冀东人民武装部第2区队长王文龙同志负责组建的。王文龙同志行伍出身，1938年大暴动参加革命，原任冀东军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1941年人民武装部成立后，于同年6月任第2区队长，下属丰玉遵、丰滦迁两个联合县。当时区队部驻鲁家峪，在此着手组建部队。从原有十余人（常胜、王子臣、杨虎臣、巩玉然、张治国等）的基础上，又从区队部通讯班抽出几个老战士作骨干，再经过继续扩充，很快发展到30多人。7月初的一天，在丰润县大张屯，这支抗日武装部队正式诞生了，常胜同志当队长，即称常胜部队。常胜同志，原在东北军里当过步兵连长，颇有军事素质，1938年大暴动参加革命，同志们对他是非常信赖的。常胜同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很平易近人，关心士兵，工作热情，重视军事训练。我是9月份经党组织派到这个部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除了做党支部工作外，还担任政治教育。由于我是刚入伍的新兵，虽经过部队短期集训后，分配任职，但我没有打仗和部队工作经验，因此，到部队后，向常胜同志学习了很多部队知识。当时常胜同志还不是党员，于1942年发展常胜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部队成立后，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缺少武器。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要充分利用“青纱帐”这个大好时机打几个胜仗，夺取敌人的武器壮大自己。根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明确了在战术上要灵活、机动，不打无把握之仗，学习打麻雀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不能打消耗仗。开始没经验，可以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同志们越讨论信心越足，劲头越大，最后决定攻打李庄子炮楼作为第1仗。

李庄子炮楼，位于通唐公路北侧，沙流河据点以东，驻守伪军1个班（8个人），班长魏廷印。我们鉴于初次作战，为了有把握起见，制订了一个智取的计划。8月初的一天中午，将部队隐蔽在李庄子村内，然后通过平时同伪军有关系的曹庄子（距李庄子二里）办事员吉祥同志将魏廷印请到李庄子来，使他不能跑掉，再派王福等三同志扮成农民去炮楼送西瓜和月饼。王福等同志进了炮楼之后，乘伪军们忙着吃西瓜并无戒备之际，突然掏出手枪大喊：“不准动，谁动打死谁”！这一喊，吓得那些伪军呆若木鸡，只得乖乖举起了双手。王福等同志迅速收缴了武器，将伪军押出了炮楼。此刻一个伪军刚由外边回来，见事不妙撒腿就跑，令其站住他不听，被王福同志开枪击毙。霎时，我们接应部队亦已赶到。战斗结束，缴获步枪8支，子弹600余发，手榴弹20枚。所俘伪军释放回家。

常胜部队，智取李庄子炮楼，首战告捷，区队长王文龙同志极为高兴，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接着又去沙流河以西的杨五官屯附近，在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毁了敌人汽车一辆，缴获步枪两支。与此同时，杨五官屯炮楼有伪军1个班，班长朱宝山早已痛恨日寇暴行，要求脱离伪军，参加抗日行列。经与我联络人员商定，为遮掩敌人耳目和保护起义人员家属的安全，常胜部队于一天夜里，包围了炮楼，向空中打了几枪，又投了几枚手榴弹，为他们提供了起义机会，朱宝山便率全班9人携带9支步枪起义。9月下旬又有九百户炮楼伪军张良等数人，打死3个鬼子带歪把子机枪1挺投诚起义。张良同志起义后在常胜部队当了机枪射手。

常胜部队从7月成立至10月共缴获19条步枪，1挺机枪，队伍发展到60余人，区队长王文龙同志看到这支队伍很有发展前途，为了使其迅速成长，下令由遵化县基干队和青英部队各调1个中队（即1个排）在鲁家峪进行整编。原常胜部队为1、2中队，青英部队人员编为3中队，遵化县队人员编为4中队，番号为冀东军分区人民武装第2区队直属大队。下属4个中队，常胜为大队长，王定国（青英部队来的）为副大队长，我仍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缺指导员，1942年元月我任副指导员），王振山任青年干事。1中队长王子臣，副中队长杜绍勤；2中队长田沛卿，副中队长杨虎臣；3中队长宋富明，副中队长子刚；4中队长肖振；司务长文光（“常胜部队”，起初得名于队长名字，后来番号几经更变，当地群众仍然亲切地叫它“常胜部队”，至今不变）。

常胜部队组成直属大队，总人数160人。经过短期训练后，在日寇开始冬季扫荡（即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时，为了便于部队机动、有利地打击敌人，临时划分为两部，由正副大队长各带两个中队分开活动。常胜大队长带1、2中队活动在鲁家峪以南。12月初得知遵化至唐山公路上有日本东亚矿业公司的汽车，每隔1天由唐山至倒流水金矿往返1次。常大队长认为这股车队是我们打伏击的好对象，于是伏击地点选在窦各庄。

窦各庄位于丰润城西北十华里唐遵公路西侧，约200户人家。战斗部署：由爆炸班刘芝和王福同志在公路上埋设地雷，部队天亮前进入阵地，作好战斗准备，行动绝对隐蔽。战士们惟恐贻误战机，经受着北方的严寒，严阵以待，直到中午才听到了汽车声。观察员报告来了“五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应战。爆炸员刘芝眼睛盯着汽车驶进了伏击线，“轰”一声巨响，1辆汽车被炸毁，接着“轰！轰！”第2辆、第3辆汽车又连续中雷，没有中雷的汽车开足马力逃跑了。有的鬼子被炸死，有的懵头转向到处乱钻，也有的鬼子盲目放枪。这时我们的战士勇猛地扑向敌人，经过半个小时的激烈拼搏，战斗结束。打死鬼子6人、伪军10余人，活捉鬼子1人、伪军10余人，缴获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

我和副大队长王定国同志带3、4中队活动在平安城一带，当时正是打治安军战役。平安城的伪治安军第10团连遭我13团沉重打击之后，大伤元气，已成惊弓之鸟。我们通过内线获悉该敌元月13日撤退石门，于是选定在刘官屯伏击这股敌人。刘官屯位于平安城北5华里沿公路东侧，是敌人通往石门的必经之路。该村百余户人家，群众条件好，公路西面靠山，从地理条件看是比较理想的伏击地点。战斗部署：由4中队派1个班和地方区小队，总共两个班兵力，控制西山制高点，村西公路为伏击线，由3中队主攻，4中队另两个班放在村南面，担任阻击任务。部队于拂晓进入阵地，时至中午还不见敌人，同志们怀疑敌人是否来。原来敌人恐怕上午遭伏击，所以没敢出动。太阳快落了，我们的瞭望哨报告敌人来了。当即通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敌人1个尖兵排直奔刘官屯西山，妄图占领制高点掩护过路。当他们爬到山顶时，遭我严阵以待的战士迎头痛击，全部被歼。同时，敌人跑在前边的4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正驶到我伏击线内，又被我部队猛烈出击而劫获，车上的敌人全部向我投降。这时，敌人大部队的前锋已走近刘官屯约1公里。他们发现遭到了我军的伏击，顿时，茫然不知所措，马上停止前进。我副大队长王定国同志看到敌人这种恐惧状态，急速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烈射击。这一打使敌人更加慌乱起来。此刻，天色已晚，敌人更弄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只听着枪声大作。这群早已闻风丧胆的伪军，只好仓惶逃回据点，战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这次战斗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共打死打伤敌人10余名，俘76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0余支子弹、手榴弹1汽车，其他军用物资3汽车。尤其重要的是还缴获了伪治安军第10团团旗，该团番号从此撤销，伪团长由敌人自己处决。

战斗中我4中队长肖振同志和区小队长周昆山同志光荣牺牲。

1942年的春节到了，两路部队凯旋归来，欢聚在鲁家峪。回顾总结半年来的战绩，一致认为战果辉煌，令人喜悦。正当部队欢度春节之际，沙流河据点的伪治安军1个班12人，在排长贾德林的带领下，不愿再为日寇卖命，于正月初一中午携带机枪一挺，步枪12支，投奔我常胜部队参加抗日。这又为我们增添了一份新春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