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传》摘录
为抗日前线培养、输送人才
抗日战争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王诤招贤纳士，广为录用。对知识青年，要他们进入通信学校学习，以培养成为通信技术干部。通信学员的文化水平，原来多为小学生，现在提高到了初中、高中程度。对到延安来的学电子学方面的知识分子，王诤更是一个一个做工作，积极争取他们参加通信事业的建设，或请他们到通信材料厂进行通信器材的研究制造。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王诤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预见到无线电通信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各抗日根据地联络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因此决定加强通信学校的建设，加速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他抽调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如孙俊人、周建南等到通信学校，加强教学力量；在通信设备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抽出一部分通信机、元器件、手摇发电机等器材，建立实验室，学制由原来的8个月到一年缩短为4至6个月。这样，从1937年底到1938年11月，培养了无线电技术人员近200名，解决了抗日前线的急需。
为适应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需要，还抽调一批电台队长、老报务员，办了一期无线电通信干部培训班，培训学制4个月。王诤亲自给这个班上课。这批学员毕业后，绝大部分分配到中原局和新四军各部队工作，成为中原地区和新四军无线电通信的领导骨干。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根据地有了自己培训通信人员的能力和条件，王诤适时作出了一般通信技术人员由各根据地自行组织培训、军委通信学校负责轮训提高现职通信干部的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军委通信学校改为军委电信专门学校，设电信工程、无线电机务和干部训练班，重点培养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为了实施通信工作新的要求和改革，也通过干部轮训方式贯彻下去。这一措施，对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对提高通信保障水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多渠道筹措无线电器材
千方百计地筹措无线电通信器材，开辟多方位、多渠道的器材来源，是王诤及军委三局面临的又一个大课题。抗战初期，全军仅有的34部电台，确实难以保障各个战场的通信联络需要。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初，国民政府军政部曾发给电台4部、电话单机75部。阎锡山也曾发给干电池式小型收发报机20部。自1939年起就完全断绝了供给。
中央军委三局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所需的通信器材，全靠自己筹措。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和军委三局的努力下，主要依靠4个来源解决所需设备：（1）设法到大后方购买；（2）经多种渠道在敌后采买；（3）战场缴获与民间搜集；（4）自修自制机件与发展代用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日军和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严密封锁，将通信器材和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重要物资，要求各级各单位积极完成采购任务。
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延安，都要王诤去汇报紧缺物资和通信器材的情况，利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帮助筹集通信器材，送回延安。他1943年回延安，一次就带回几辆汽车的无线电器材。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军委三局通过统战关系、中共地下党组织、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以及爱国商人，采购到多批通信器材。
抗日战争开始阶段，王诤立即派人到西安，利用同东北军的统战关系，采购一批电子管、电池、被覆线等。1937年10月，王诤派申光到汉口，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通过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采购一批无线电元器件、手摇发电机以及铜材、铝材、线材、硅钢片、胶木板等原材料，由中共长江局运回延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武汉危急，采购更加困难。经周恩来批准，于1938年2月至1940年底，王诤派申光先后3次去香港，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采购通信器材。第一次采购到100部小型电台以及备份器材，40多部手摇发电机和一批电池，于1938年6月初运抵延安。第二次采购到60—70部电台的元器件和40部手摇发电机。由于日军相继占领汉口、广州，这批器材绕道越南海防，于1939年7月运到桂林，年底运回延安。第三次则是将采购单转交中共驻港人员代购代运的。
1937年底，新四军曾派胡立教随叶挺军长赴香港采购通信器材。
1938年，谭震林也曾接受组织上的指派，从苏北根据地出发，赶到南昌领取通信器材。
延安通信器材厂的创立
1938年11月25日，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即以政治诱降为主，英国张伯伦政府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往返于蒋日之间，进行议和活动。国际上出现了“东方慕尼黑”的乌云。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以便限制和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破坏抗日组织，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拦阻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禁止商人运送粮食、布匹、棉花，甚至连1.5伏的小电池也不准运进边区。
作为对付蒋介石封锁边区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8年5月即责成军委三局筹建延安通信材料厂，争取自制通信器材，适应抗战的需要。
